朱焕文             

      吃面喝汤，睡觉脱光，这是关中农村人经典的生活方式。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关中农村人。

      我小时候喜欢写写画画，这可能与家庭影响有关。我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她就是喜欢花。种花、画花、绣花、捏面花、剪窗花她都爱。我哥写的一手好字，也爱画画。可是，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讲，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写字画画是一个多么奢侈的愿望。

     时来运转，我的这一爱好很快有了用场。一九六八年，“忠”字化的红色浪潮席卷全国，到处都在修建“忠”字台，人人都要跳“忠”字舞。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就耍了个胆大，给小坵粮站照着原作画了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挣了九十块钱。对我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收入。要知道，那个时候，在生产队劳动一天才能挣八分钱，何况这八分钱只是挂在账上，猴年马月也拿不到手里。

     后来，我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变成了城里人。由于工作忙，家里事多，就把画画这一爱好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人生得有目标，要有计划。上学报名时，大人问我长大干啥，我说开拖拉机。因为拖拉机是我当时见过的最洋火的东西。在我心里，开拖拉机是最轻省的活。现在看来，这就是我第一次确定人生目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书念不成了，我和所有的“老三届”一样，回到农村参加劳动。但我不甘心现状，下决心离开农村。于是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借别人的书看，借到啥书看啥书，重要的东西就抄下来。我想，学到的东西就是我的，将来肯定用得上。这样，离开农村就是我第二次确定的人生目标。

      参加工作后，我反复考虑了好长时间，第三次确定了人生目标，这就是“平安”。因为我父亲教育我最多的就是两句话：好好念书；不管走到那里都不要拿人家的东西。这两句话听起来没有啥，细想起来很伟大，一辈子真正做到更不容易。现在，我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你的话儿子记着哩，也做到了。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今天，我吃饭积极，睡觉踏实，一切如故。

      确定了目标，还得有计划。我的人生计划是，三十岁以前以学习为主，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以工作为主，五十岁以后以休闲为主。我想，年轻时不鼓劲不像话，年龄大了太积极别人笑话你。

      按照这一计划，我没黑没明地学了，牛不歇晌地干了，最后反倒成了落伍者。回过头来看，人生就像蹲茅坑，有时尽管很努力，结果却是个屁。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大荔县工作时，财政困难，农林特产税收不上来，工资发不出去。县上就派机关干部下乡包村，挨家挨户过。有些二货想给领导表功，甚至抱电视，抬家具。看到这些，我想到了父兄，想到了农村的亲戚。我心里在流泪，在滴血。原来我还是农村人。

      农村生活使我懂得了顽强，这就是挨得冻，受得饿，经得起别人的欺负。官场经历使我懂得了人和狗的区别。狗咬的是生人，人咬的是熟人。狗咬生人是为了主人，而人咬熟人是为了自身。唉！人啊人，人尝不如狗。

     我内心很纠结，既不愿妄索长安之米，也不愿为三斗米而折腰。

     罢了，进退两难倒不如退避三舍，提前进入休闲时代。何况也奔五十的人了。

      咋个闲法？我早已想好了。玩物丧志，玩人丧德，咱就玩玩笔墨，不伤人，不害己，也不枉自己是个读书人。于是我就正式拜师学习国画和书法。这是我儿时的愿望，是人生道路上东碰西撞之后无奈的选择，也是晚年的一种休闲方式。

      学了十几年，有了一点名堂，周围的人少不了赞美之词。实际上几斤几两自己心里最清楚。我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但有些话说过了头心里反倒不是个味道。有的文章说我天赋好，我生在贫农之家，长在困难时期，上学恰逢文化大革命，先天不足，后天更不足，哪来的天赋？有的推介词说我出生在范宽故里，这话没错。但范宽是画坛巨星，我乃一介草民，何况相隔几百年，八竿子都够不着，有何干系！有人说我是名师出高徒，这话不全对。名师是千真万确，但高徒只是我的几个师兄。我的几个老师是凤凰占高枝，我只是麻雀落臭蒿，相差甚远。我最多是鸡立鹤群，趾不高，气亦不敢扬。

      现在退休了，自由了，自在了。我有事干，我在干我爱干的事。我不寂寞，也没有退休综合症。

      三十未立四十惑，五十知我，闲写六合野风，无意云起云落。这几句顺口溜就是自我总结。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又到农村，说到底，我是农村人。

                                                                                  二零一四年元月二十日于养心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