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明花鸟画解读

                                                               徐恩存

 

      今天，如果我们要给出一个关于中国画现状评价的话，一个基本的判断便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与发现。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现代中国画艺术问题的一切观念、形态与理论，都是由此引出的。对青年画家李晓明花鸟画的解读正是在此意义上进行的。

      应该说，李晓明的花鸟画是嬗变时代的产物，具体表现在他的艺术取向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其作品样式形态、笔墨特点、内涵意蕴，都在“当下”总体格局与普遍性中体现出他个性化的追求和特点。

       事实上，李晓明笔下花鸟画意象已大不同于古人的花鸟样式与笔墨表现，他视花鸟画为自我表现的载体——“桥梁”，通过这座桥梁去抵达理想的彼岸；李晓明所选择的意象——高粱、玉米、蜀葵、残荷与芭蕉等，都不是单纯的意象表现，其意亦不在于这些品类本身的形态、美感。首先是画家在题材选择上对传统花鸟画进行的颠覆，画家不再重复文人画梅、兰、竹、菊的程式化图式于笔墨，而是从大自然中撷取最具生命活力的品类——玉米、向日葵、蜀葵、芭蕉、荷花等富于生命感的物象，摒弃其物质形态，抽取其有意味的形式，诉诸笔墨语言表现，使之艺术化与“心象”化，借此抒发胸臆与自身对生命、对自然的独特感受。其次是在处理方式上强调水墨艺术的本体优势，对旧程式的突破带来的章法、笔墨与内蕴的变化，作品表明，画家用笔、用墨、用水在信笔挥洒中有精心之处与转折顿挫的意趣追求，使每一幅作品都在开阖聚散中展开干、湿、浓、淡的丰富变化。仅以《玉米地系列》为例，不难看到，茁壮的玉米在挺拔的态势中,在孕育成熟的米穗中，在叶条潇洒的穿插中，用笔有节奏韵律，玉米叶片的湿笔、淡笔的润泽与虚实变化，在笔法、墨法的丰富变化中，在画面整体中达到了统一与浑然。在《芭蕉系列》与《向日葵系列》中，画家还把书法用笔之法的“疾”、“涩”引入笔墨之中，增强了笔墨的韵味。可见，用笔在矛盾中求统一，用墨在幻化中求统一，是李晓明花鸟画的重要特点。最后是李晓明形成了鲜明的水墨语言秩序，当表现性、写意性的语言与特定的意象符号相结合时，一种独具特质的审美感觉便不期而至，带来了耳目一新的美感；由此而产生的作品必然有着赏心悦目、淋漓洒脱、底蕴丰厚、不落俗套，且典雅酣畅、率性本真的特点；重要的是，在此中画家把形而下与形而上、物质与精神、生命与艺术等进行了融合与转折，使作品获得了整体的圆融之美与浑然感，获得了形式意味与表现的魅力。

        显然，李晓明在创作中，总是处于发现与寻找的状态，甚至把这种寻找与发现作为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过程就是意义，过程本身体现了价值，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李晓明的花鸟画是没有结局的文本。从整体上去看， 作品是以水墨渲淡的方式来完成的，单纯、简洁，取势自由随意，或截取局部，或表现一角，或给意象以完整的表现，并且营造极有感染力的审美空间，他在视觉上产生愉悦的同时，还给以想象的自由空间，因为一切并未都交代清楚，都以“心象”与“表意”为特点，笔下的经意的散淡与烂抹与挥洒，但那种不经意的散淡与烂熟于胸的分寸感与随意性都表现得十分准确。

    李晓明在作品中，并未去刻意造势，也并未毫无来由地夸张与变形，他在宣纸与水墨的配合中，展示的是“平面表现”与“写意塑造”的交融手法，使之看上去弥漫着一种平淡的气息，但正是在这种平淡的表象下隐藏着画家的苦心积虑与艺术品格。画家对自然的亲近，对生命的枯荣盛衰的体悟，都溶于形式语言之中。譬如水墨氤氲、疏淡的芭蕉，笔墨韵致别具风范的竹根与竹笋，点线墨色穿插交融的秋荷以及表现性与本真且手法恣肆淋漓的玉米等等，都因此成为一个个没有结局的文本。因此，我们看到，上述作品的意象性极为突出，画家笔下的花鸟符号及其表现方式传达出他作品风格的总体取向，在看似率性与本真中，在看似随意的笔法、墨法中，他悄然汲取了某些素描的观念以及西画效果的深度和厚度。其实，这是一种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模糊性的艺术方式，它是现实物象与情感思想的复合物，使两者在创作瞬间突然遇合而成的产物；始终伴随着画家内心精神的体验，我们在作品中可以看到，竹笋在画家笔下已成为主客观结合的形式，芭蕉在画家笔下的情感凝聚，荷花在画家笔下的情绪表达——它们以局部的丰富手法和笔墨的变化，构成了整体的空灵与张力，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李晓明作品中的花鸟画意象的笔性墨韵在于传达一种并不真实地感觉，而这种感觉又始终围绕着形式意味去扩散与延伸，这其中包含着明确的抽象因素，用以容纳深广的情感世界。仔细解读作品，可以看到上述作品中意象与生活现实的距离，画家笔下的意象符号是纯形式的、纯语言的与笔墨的，在变形、夸张与删繁就简中着意体现出意与象地结合，主客观的交汇，显然意的复杂内涵隐藏在“象”的背后，弥漫在笔墨意蕴之中，令人难以把握。

    在李晓明的作品中，引人注意的是，意象提炼与凝定、笔墨意蕴与内涵、形式语言的特点等等都是以浑然一体的方式存在的，他们同归于审美创造与境界实现。这成为李晓明花鸟画突出的艺术特点。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李晓明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直觉感受。就作品而言，首先是表象直觉的直接感受，既面对对象是直接在心中产生的“象”，这是具体、生动与直观的，如荷花、向日葵、蜀葵、玉米、竹等，作用与画家的情感，直接上升为意象或存留在大脑中，作为表象直觉的信息储存，随时备用，只要有情感催动，即可成为创作素材与作品意象，在李晓明那里，表象是客观万物最基本的感知，并随着感受与认识的深化；要指出的是，李晓明对自然万物始终葆有激情因此，他笔下花鸟画的意象也始终充满创造活力。其次，表象知觉的间接感受，这是指他对前人花鸟画意象符号、形式语言、表现手法的研究学习，或通过想象而推知表象意象。两者的结合，使画家作品中的意象符号，不断泛化、丰富化，虽给“表象”染上情绪色彩，注入主观内容，并于一定的情韵相结合，于是笔下自然产生饱含思想、情感、审美意趣而表现精神境界的花鸟意向。

    显然，自然的花鸟表象一旦进入了画家的情感范围，原来的自然便不再是纯自然的物象了，而被赋予了“人化”的意义，成为凝聚着画家感情的意象，它不再是苍白的图示摹写于简单的对物写物，而是出创造过程的审美对象，其有人文意蕴与价值。异样的意象，成为画家生命的内在部分，并始终接受心灵的作用，进而转化为情感形式，显示出个人性与独创性，李晓明的花鸟画表明的正是这一点。在看似无序与随意的笔墨变化中，不难发现，画家作品中的结构主宰着笔墨秩序、节奏韵律等。在李晓明的作品中，笔墨秩序、节奏韵律是互为一体与不可分的，它们同时体现为作品的外部规律与内部规律；以此为前提，我们看到画家作品中紧紧控制着用笔用墨中淋漓酣畅与法度规矩的统一，粗犷恣肆与严谨细微的统一，整体浑然与局部精细的统一，平面表现与写意塑造的统一；这当中，贯穿着意象符号与笔墨手法的分化与整合、错杂与变化、无序与有序的结构要素、整体感卷和节奏形态，由此产生了任意挥洒的写意性与烂熟于胸的秩序性，正是这些要素表示和构成了作品的圆满体式与形态。

在李晓明作品的解读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笔墨、点线、运动、起伏、对此与统一产生的律动——起承转合、疏密浓淡、抑扬顿挫、皴擦勾勒、曲折跌宕等共同构成了画面的特定秩序与运动的形态，并显示了某种节奏的规律性；至少在画家的作品与表现方法中折射出千姿百态与变化万端的大千世界。艺术在返照自然中，是依据自然与生命的规律的，具体而言，它传达的是画家的内心世界；由此，便形成了作品不同的取势、品格与情调，譬如画家笔下玉米的茁壮与成熟，芭蕉的疏淡与纤弱，竹笋的活力与清新，秋荷的残破与沧桑——都取决于画家的内心的节奏，去决定作品的节奏，作品的节奏又决定了作品的情调——秋荷的悲凉、竹笋的锐气、芭蕉的轻柔、玉米的挺拔等等。可见内在节奏于作品乃是最基本的规律与力量，是结构的内在作用力，在李晓明的作品中，我们感觉到它特有的跌宕多姿、扣人心弦的内在节奏。

    李晓明以其敏锐地感受力，在自然界发现和寻找自然与人的共同节奏韵律，在创作中，自觉的把握节奏、匠心的营造节奏，着力于笔墨、形式的节奏美创造。

    多年来，画家坚持在自己的作品中使外部形式规律与内部情感规律统一在充实与圆融之中。首先是笔墨秩序变化构成的形式节奏，这是可视的、外部的节奏。分析作品不难发现，用笔的中锋转侧锋，乃至散锋以及运笔轻重缓急、点线勾勒，墨韵的营造与控制，它们之间的错杂相间、交相更替，使作品的气息、张力与取势呈现有规律的变化而体现出外部的形式规律特点。其次是意象、笔墨之间的主观情感融入和意识在其中的流动所构成的内部节奏。具体地说，是作品的情绪部分的不同情感取向的传达、如芭蕉的飘逸、秋荷的惨淡、玉米的丰硕、竹笋的鲜活，其中每幅作品自身的张弛变化，舒徐疾快以及墨色的苍润配置，用笔的粗率婉转彼此的交融更替，自然形成了富于主观色彩的内部规律及节奏。这里，我们可以在作品中解读出情感意识流动的轨迹和心路历程，质言之，内部规律就是回荡在画家作品中生命意识的节奏与旋律。李晓明的水墨花鸟画，以水墨材质抒写了自然生命的律动美，它反映了画家对水墨画本体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画家对形势意味极艺术规律的独特理解，画家善于透过自然意象去表现生命本质与艺术本质。值得注意的是，李晓明在笔墨的苍润交融之中，强调了把传统带入现代语境中，使古老的水墨花鸟画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更为重要的是，画家力避表面与浅薄的摹写，力求进入深层的艺术感悟，用以提示水墨花鸟画永恒的节奏之美与创造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