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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文章3 |
山水画的文明底色
——周建国山水画有感
杜曦云
放在现代普世文明的认识范畴中来看“山水画”,它在形态上属于风景画。虽然作画者以“笔墨”、“气韵”、“写意”等文化理由进行主观组合和变形,但他们所依据的原型依然是自然景物,而且他们一直没有彻底放弃这个原型而走向抽象。从文化的角度看,“山水画”是中国独有的概念,山水画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观念的视觉产物,它作为视觉载体,承载着中国古人的哲学观。和中国传统绘画另外的两个主要类别——人物、花鸟——相比,因为在组合和变形的限度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也因为中国人对“自然”有类似宗教般的情感,山水画凸显出尤其浓厚的形而上意味,它通过模拟自然景物的形状(中国人称之为“丘壑”)和笔触、肌理(中国人称之为“笔墨”),来表达作画者的世界观、生命观以及作画时的情绪。
“山水画”是一个视觉载体,不同的作画者,因为人生境况和社会地位等的不同,通过“山水画”传达出来的世界观和生命观、做画时的情绪,是各不相同的。比如皇室和上层官僚喜欢的富丽华贵的山水、文人喜欢的宁静淡泊的山水、普通民众喜欢的工整秀丽的山水、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少见的叛逆者们所喜欢的扭曲怪异的山水……。山水画的千年历史长廊中,形态和观念的不同,归根结底是因为山水画家的不同。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即使沉浸在山水画的冥想世界中,也不能把山水画从现实社会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存在的实体,因为山水画家首先是有着特定的生存处境、社会地位和人生观念的人,然后才是画家。
无论形态和观念多么丰富复杂,传统山水画背后是传统文明,是儒道释观念的差异和融合,其生长土壤是没有遭遇现代普世文明前的中国传统社会。简要的看,儒家倡导由道德而不是法律构成社会的基石。这样的社会由三个柱子支撑:君臣、父子、夫妻。这三对概念彼此之间反映了阳和阴的关系,前者居支配地位而后者居顺从地位。于是,妻子、儿子和大臣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丈夫、父亲和皇帝。这种社会其实是家庭秩序的放大,而且这个秩序要坚守不变。道家认为欲望是一切烦恼的根源,人越想得到某样东西,就越不可能得到它,也就越为此凄然心碎。所以,无知无为者最安乐,最好的生活方式是知足常乐,在现有条件下谋求内心的安宁而充分享受短促的一生。在这样的反向逻辑中,如果一个人想做成所有的事,那么就将一事无成。反过来,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反倒有所成就。
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一个准备进入官僚集团的年轻人将以儒生的身份开始他的一生,耗尽所有的能量和智慧去攀爬那个通向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唯一阶梯。如果他不断的失败,就会转向道家或佛门寻求安慰。
当下的中国,已经进入全球化的轨道中,当代的山水画家和古代的同行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个生存背景,最大的纠结在于传统本土文明和现代普世文明的关系。如果不考虑这个关系,只是基于喜爱而继续画下去,从自娱自乐的角度,当然可以。但那样很可能只是传统山水画遗风的继承者,也就是所谓的“作为保留画种的中国画”,和当下的文明越来越不发生关系。而且,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大陆,传统文化曾遭遇了几乎是全面的打击和摧毁,即使在文脉的原汁原味继承方面,至今也往往不尽人意。中国大陆今天的山水画,大多是和西方的写实绘画传统结合后的产物,有少数“前卫”者们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形式成果,但这种吸收也很有限。深层原因,就在于本土传统文明和现代普世文明的冲突之处很多。当然,相通之处也有。
单纯的继承没有多大的历史价值,但山水画既然一直存在至今,而且喜爱者依然不少,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17 世纪的英国思想家洛克,就已经提到本土民族传统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倘若社会制度的变革超越了民智水平,则社会绝无可能达到稳定点,一定会向旧的生活方式回落,直到重新取得平衡为止。如今,进入全球化轨道中的每一个国家,都处于“双文化”的状态中:一部分是全球共通的普世文化,另一部分是本土独有的传统文化。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这样的文化状况中,如果山水画家能站在现代文明和国际视野中来自觉的寻找定位,以及不断的重新定位和更新,山水画在中国当下的文化土壤中依然有可能性。当然,这时重要的是这种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至于形态还是不是以往的山水画,甚至是不是山水画,是不是画,是不是艺术,是其次的。
在这种语境中来看周建国的山水画,他多年来聚焦于山水画,并且不断的更新,是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中有意无意的寻找新的可能。至于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以及其中的价值,放到现代文明和国际视野中来观照,可以更清晰,也可以更自觉。
(作者系:当代艺术批评家、理论家、策展人、《艺术时代》杂志执行主编) |